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教义严禁收取利息，这给金融活动戴上了枷锁，但也催生了独特的宗教金融与边缘金融形态。其中，圣殿骑士团扮演了最早的跨国银行角色，而犹太人则构成了欧洲信贷市场的另一支柱。两者的兴衰，展现了中世纪欧洲金融生态的复杂图景。

十字军东征与圣殿骑士团的创立

圣殿骑士团的故事，要从十字军东征说起。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基督教世界夺回被穆斯林占领的圣城耶路撒冷。此后的两百年间，教皇们对圣战一如既往地支持，武士们也甘愿赴汤蹈火。

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武士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定居于西欧、主要是英国和法国西部沿海的北欧海盗后裔（维京人），他们家乡土地贫瘠，只能养活很少的人，年轻男子不得不外出寻找机会；二是没有土地的武士，在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时代，人口过剩的压力既发生在底层农民身上，也发生在没有足够土地维持生活方式的贵族武士身上。

1099年，十字军夺回耶路撒冷，之后大批基督教朝圣者接踵而至。大约在1119年，雨果·德·帕英与另外8位志趣相投的武士互相结盟，形成了一个骑士组织。他们结盟的地方就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这个组织因此得名为“圣殿骑士团”。

教皇的特许与跨国特权

圣殿骑士团的崛起，离不开教皇的背书。1139年，教皇英诺森二世正式为圣殿骑士团背书，并赋予了它诸多非同寻常的特权：

• 圣殿骑士团只对教皇直接负责，独立于任何世俗或其他宗教权势之外；

• 骑士们自己选举骑士团首领，可自建教堂；

• 享受免税（任何人都要向教会缴付的十一税）政策，而且还可以在自己土地辖区内像教会一样征收十一税，所得收入完全自留。

雨果伯爵利用他在欧洲王室和贵族间的广泛人脉，从一开始就使圣殿骑士团受到了各方国王、领主和贵族们的热烈欢迎，之后还得到了来自基督教世界不断的慷慨捐赠，包括土地、城堡、金银和收税权等。

在13世纪的鼎盛时期，圣殿骑士团拥有7000多名团员，870多座城堡，骑士团的分部和所属的女修道院遍布整个欧洲、巴勒斯坦地区和叙利亚。这样一个以保护从欧洲最西面的伊比利亚半岛和英格兰去耶路撒冷朝圣者沿途及各地的安全为使命，在沿途和进入小亚细亚的各个要塞都拥有土地和城堡，拥有自己的地中海商业舰队来运输朝圣者、战士和物资补给的武士僧团，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跨国集团。

金融业务之一：跨国汇兑与汇票

圣殿骑士团利用他们在十字军东征沿途各国拥有的领地和城堡，使长途汇票业务得到了非常普遍的运用。与起源于宋朝四川一带交子前身的汇票业务仅仅是解决商旅携带铁钱的不便不同，汇票业务在中世纪的欧洲还包含着外汇交易——就是在另一个地方，并且通常是以另一个币种来交换的可转让票据。

例如，一位贵族可以在巴黎将资金存入圣殿骑士团，然后在伦敦或耶路撒冷凭票据提取当地货币。这不仅解决了长途携带黄金的安全问题，还通过不同币种的兑换实现了外汇交易的雏形。汇款人只需支付一笔费用（规避了利息禁令），就可以安全、便捷地转移资金。

汇票业务给国际贸易带来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13世纪时，蒙古帝国横扫欧亚大陆，被阻断的贸易通道只能通过转向西面的地中海贸易来弥补。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成群结队地涌向地中海东部的港口阿克里，与威尼斯的贸易商人和圣殿骑士们频繁交易。圣殿骑士的舰船往来于地中海沿岸的主要港口，可以方便地连接到巴黎、罗马、马赛、布伦迪西、墨西拿、阿亚斯等商业中心。圣殿骑士团所经营的汇票和跨境汇兑业务，给往来于地中海沿岸的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很快就成为他们的主营业务。

金融业务之二：存款保管与百分百准备金

圣殿骑士团还经营存款保管业务。由于他们信誉卓著、纪律严明，且拥有遍布各地的城堡作为金库，欧洲的国王、贵族和主教们纷纷将金银财宝存放在骑士团驻地。

圣殿骑士在接受每笔存款时都发誓：只有存款人来取时，才会放款。放在今天的金融语汇下，就是对活期存款有百分之百的准备金要求。至少到13世纪末，他们对非常规存管合约百分之百准备金的要求都不曾动摇。这种严格的信用纪律，赢得了客户的高度信任。

在英格兰，人们习惯将重要文件、金银珠宝和各种细软存于圣殿骑士团驻地。亨利二世在1182年的遗嘱里将自己留给圣地的遗产委托给圣殿骑士。如果托管的是不可互相替换的特别物品，合约就是标准的存管合约——保管人必须在托管人要求时原物奉还。更多情况下，存在圣殿骑士那里的是可替换的金钱和物品。

金融业务之三：家族信托与养老金

圣殿骑士团还经营家族信托业务，他们的第一个客户就是英王亨利二世。亨利二世在继承英格兰王位前曾经是诺曼底公爵，他在诺曼底心仪的几座城堡被法王路易七世从他上任国王手里夺走了。亨利二世于是为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包办了一桩婚事，对象就是路易七世的女儿。条件是他们到结婚年龄时，法国公主的嫁妆要包括这几座城堡。而在公主成年之前，这几座城堡就都被委托在圣殿骑士团的监护下。

骑士团经常被皇室和贵族们委任为职责执行人，包括各种礼物的赠予、嫁妆安排、养老年金发放和遗嘱执行人。有些朝圣者和要东征的骑士们也会在出发前将他们的所有财富都托付给圣殿骑士，或是抵押给这些武士僧团。

金融业务之四：税收代理与国债承销

圣殿骑士还被国王们雇佣来替自己收税，在不同的领地（如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英格兰和法国之间）押运税款。教皇们也雇佣圣殿骑士帮自己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征收教会的税款，并通过巴黎的圣殿骑士城堡再分派至各地，款项有时达几千盎司黄金。教皇对骑士们的信任一方面缘于常年合作中产生的默契，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教皇洪诺留三世曾道：“我们已经习惯了经常通过圣殿骑士和医护骑士护送税款和其他钱物，我们除了他们没有其他可以更加信任的中介。”

当国王们需要为战争筹资时，圣殿骑士也常常成为债主或承销商。他们为十字军东征提供大量贷款，以未来的税收作为抵押。这种安排实际上就是早期的政府债务融资。

严谨的内控与会计制度

圣殿骑士团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与其严谨的内控和会计制度密不可分。团里的绿衣教士每天对每一笔账进行核对，包括账户名、经办人、日期、交易性质、金额和账户信用的使用细节。这些日记账之后被转到分总账上，成为一个巨大和永久档案库的一部分。圣殿骑士每年还发布几次账户概要，包括借、贷双方及其对应的来源和使用细节。加之在环地中海两端的分支机构和在巴黎与伦敦的强大把控，他们不仅可以到处吸收存款，而且还可以在任何需要资金的地方提取。

这种严密的会计制度，在当时的欧洲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保证了业务的准确无误，也为客户提供了充分的信任基础。

犹太金融：边缘群体的信贷角色

在中世纪欧洲的金融版图中，还有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犹太人。与圣殿骑士团受教皇庇护不同，犹太人处于社会的边缘，但他们却在信贷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犹太人之所以成为欧洲信贷市场的主角，有其历史原因。首先，基督教教义严禁收取利息，《圣经·申命记》规定：“你借给你兄弟的钱财粮食，不可取利。”但犹太教对借贷给外邦人取利并无禁止。因此，当基督教徒被排除在信贷市场之外时，犹太人自然成为填补这一空白的人选。

其次，犹太人被排斥在主流职业之外，不得拥有土地，不能加入行会，只能从事少数允许的职业——包括放贷。这种被迫的边缘化，反而使他们在金融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从12世纪开始，犹太人为欧洲的国王、贵族和主教提供战争贷款和消费贷款。英格兰的亨利二世、法国的路易七世、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一世，都曾向犹太银行家借钱。犹太人的金融网络遍布欧洲主要城市，通过家族和宗教纽带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早期的跨国信贷网络。

金融隔离：犹太人的困境与悲剧

然而，犹太人的金融角色也使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作为“异教徒”，他们不受主流社会的保护，往往成为债务违约和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当国王们无力偿还债务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驱逐犹太人，没收他们的财产。1189年，英王理查一世加冕时，伦敦发生了大规模的反犹暴动。1290年，英王爱德华一世颁布驱逐令，将全部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没收他们的财产。此后三百年间，英格兰几乎没有犹太人定居。1306年，法王菲利普四世也驱逐了法国的犹太人，没收其财产。

这种“金融隔离”现象——让一个边缘群体承担金融功能，当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通过驱逐和没收来消除债务——成为中世纪欧洲金融的独特特征。它既解决了王室的融资需求，又避免了基督教徒收取利息的宗教禁忌，但也使犹太人成为反复遭受迫害的牺牲品。

圣殿骑士团的覆灭

即使是受到教皇庇护的圣殿骑士团，最终也未能逃脱悲剧的命运。14世纪初，法王菲利普四世因连年战争而债台高筑，其中欠圣殿骑士团的大笔债务无力偿还。1307年10月13日（星期五），菲利普四世突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圣殿骑士团成员，指控他们“异端”“渎神”“鸡奸”等罪名。这一事件被认为是“黑色星期五”的由来。

在严刑拷打下，许多骑士被迫认罪。1310年，54名圣殿骑士在巴黎被火刑处死。1314年，最后一任大团长雅克·德·莫莱被烧死在巴黎圣母院前的火刑柱上。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在法王的压力下，于1312年正式解散圣殿骑士团。骑士团的大批财富被法王和教会瓜分，一个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金融帝国轰然倒塌。

圣殿骑士团的覆灭，揭示了中世纪金融的根本困境：金融权力依赖于政治和宗教庇护，当庇护者翻脸时，再强大的金融机构也无法自保。

遗产与启示

圣殿骑士团和犹太金融家的故事，为中世纪欧洲留下了丰富的金融遗产。

圣殿骑士团开创了跨国金融网络的先河。他们的汇兑网络覆盖了从伦敦到耶路撒冷的广大地区，使资金能够安全、便捷地跨境流动。他们的会计制度、内控机制、百分百准备金要求，都体现了当时最先进的金融管理理念。

犹太金融家则展现了边缘群体如何嵌入主流经济。他们利用宗教豁免权进入信贷市场，通过家族网络建立跨国信用，为欧洲的战争和消费提供了大量资金。他们的遭遇也警示后人：缺乏政治保护的金融力量是脆弱的。

两者共同构成了中世纪欧洲金融生态的独特景观：一方面是受到教皇庇护的骑士银行家，另一方面是处于社会边缘的犹太放债人。两者都服务于王权和教权的金融需求，也都因政治力量的背弃而走向终结。

这种“金融—政治”的复杂关系，为后来现代银行体系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经验。当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德国的富格尔家族在15、16世纪崛起时，他们既继承了圣殿骑士团的跨国网络和金融技术，也从犹太金融家的悲剧中学到了教训：必须与政治权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既提供金融服务，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种平衡术，成为现代私人银行业的精髓。